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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张学良密谈12天,他何以影响西安事变?
18350099225发表于2021-07-07 10:48: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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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张学良密谈12天,他何以影响西安事变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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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刘鼎之子刘文石接受总台央广记者采访

刘鼎本名阚思竣,1929年底,刘鼎秘密回到上海,向周恩来报到,被分配到中央特科二科(情报科)任副科长,作为陈赓的副手,开始了隐蔽战线上的战斗。

两次不幸被捕,两次成功逃脱

刘鼎执行的第一个重要任务,是为准备在上海发动的武装暴动,全面调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等全面情况,在当时的紧张氛围里,刘鼎怎么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?

刘文石:比如说在兵营门口假装小贩,里面有多少人每天送多少粮食供给,就知道他能有多少人,就类似这种办法来计算。军事暴动要准备要炮轰,这样的话就靠太阳的阴影来测量来计算里边建筑的高度宽度。

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,刘鼎把收集到的情报资料汇成厚厚一本送到中共中央军委,参谋长刘伯承非常满意。后来暴动虽然没搞起来,但这套材料却成为当时军委掌握上海情况的宝贵资料。

刘文石:后来建国以后,刘伯承有一次见到陈赓和我爸还提起这个事儿,说当年你们上海做的暴动的准备真不简单。工作时间不太长,中央就转移,当时上层领导顾顺章叛变。我爸稍微去得晚一点,顾顺章对我爸的了解不那么多,只知道这么个人,所以我爸最后先隐蔽帮助其他领导人撤离,我爸最后撤离,但是最后还是被捕了,这是第一次被捕。

中共“最危险的叛徒”顾顺章叛变之后,刘鼎被捕。敌人多次对他进行劝降。刘鼎假装同意敌人的劝说,一年多之后,靠着在留学苏联时期的同学做担保人才顺利离开监狱。

1933年春天,刘鼎遵照中共组织指示,化名戴良,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。途经闽浙赣苏区,正值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争,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,刘鼎只好暂时留在赣东北根据地的葛源镇。

当时,赣东北亟需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干部。方志敏希望刘鼎能留在赣东北根据地发挥作用,并通过电报征得中央同意。1934年10月,刘鼎跟随方志敏率领的“北上抗日先遣队”向皖南地区挺进,掩护红军西行。刘鼎奉命率民兵在戈阳县仙霞岭一带山中打游击,到了转年的5月,弹尽粮绝,刘鼎被抓后押送到江西九江俘虏营。

刘文石:到了江西,国民党下大力气围剿,山太大,他们没有能力搜山,他们也知道你在山上待不长,没东西吃。最后我爸扛了几天,扛不住,下山找东西吃被捕。

深陷敌营的刘鼎并没有慌张,而是谎编了身份。他凭借自身过硬的机械修理技术,帮助敌人做些修理收音机、汽车等工作,顺利得到了敌人的信任,刘鼎又多次上街买五金零件,甚至得到了大营门的出入证。

刘文石:被捕了以后我爸就骗他们,说我就是工匠,就是给红军修东西干活。监狱里面的人说你会修东西?我们的收音机不响了,你能修吗?就给他收音机修好了,看这个人还真是工匠。汽车又不动有毛病了,你能修吗?他在苏联都学过,(修)汽车、(修)坦克都学过,也给它修好了,这就放松对他的警惕。

过去车质量也不好,老出毛病,老让他修理,逐渐的修车要出去试车,说你在这修好我得开车去试车,然后扛着枪拿着就押着他出去试车,逐渐试车也不跟着了,最后就让他出去买菜,开车顺便再买个什么菜带回来,他干脆就逃跑了。在江西的出狱很有戏剧性的,不用人营救他,自己营救出狱。

刘鼎成功“越狱”后,跑到轮船码头上,找到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,把俘虏营食堂管理员要他代买蔬菜的钱给了“捞黄鱼”的水手,后被藏进了船舱离开了九江。

与张学良密谈12天:

“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”

1936年3月,张学良有意联共抗日,托人来上海寻找中共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。宋庆龄发觉刘鼎经历不凡,举止不俗,便将他推荐给张学良。

究竟要不要去西安?刘鼎心生顾虑。自己才刚刚从国民党俘虏营逃出来,又要去抛头露面,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?

刘文石:当时我爸还有顾虑,因为从监狱里逃出来以后就被通缉,逃犯跑了,整个通缉抓刘鼎,现在跑到剿共司令那去,不是自投罗网吗?但是他想还是个人生死置之度外,(以)党的利益(为重),能够拉住一支队伍抗日,这个是大事。

刘鼎为西安之行做足了功课,花十多天研读相关报刊和党内文件,提前了解张学良的个人经历、处事特征,路易·艾黎还去南京路给刘鼎置办了一身体面的行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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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刘鼎与路易·艾黎、李强

1936年3月21日,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,时年34岁的刘鼎与张学良初次见面。

刘文石:开始的时候一见我爸就是连续的质问,共产党骂我东北军为什么这么狠?我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,为什么骂(我)是卖国贼一系列的质问。

张学良的一连串尖锐发问火力十足,刘鼎感到十分意外。为慎重起见,刘鼎提出回去考虑一晚再回复。次日见面,刘鼎逐条给出了答复,用顾全大局的见解让张学良心悦诚服,张学良说: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。”

刘文石:我爸一一给他解答,而且说到他心里去了,张学良心服口服。将军的做派没有了,不吭气了。第二天就带着他去了洛川王以哲军的驻地,住在军部的咱们叫招待所,吃住在一起,整整谈了12天,把张学良的一些顾虑,一些猜疑,一些道听途说,全部澄清了,坚定了他联共抗日的信心和决心。

1936年4月9日,张学良、周恩来、李克农、刘鼎、王以哲五个人在肤施进行彻夜秘密会谈。中共方面原本估计双方可能出现争议,所以准备了多种方案,不料张学良却几乎照单全收,说客刘鼎功不可没。

刘文石:后来毛主席讲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,功在哪儿?就功在刘鼎跟张学良12天的会谈,谈共产党、谈红军、谈东北军、谈国民党、谈苏联红军、谈苏联共产党。最后无所不谈,谈到家庭、谈到个人、谈到婚姻,特别深入了,所以西安事变能促使蒋介石改变态度。当时毛主席也讲过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命运。

1936年12月12日,西安事变当天清晨,刘鼎从西安发出第一封电报,送往中共中央,通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决定。这一年的12月25日,张学良登上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。刘鼎晚年希望能和张学良再见一面,却也未能如愿。

告别特工身份,扛起兵工大旗

1937年3月,刘鼎告别特工身份,回到延安。此时,发展兵工生产成为我党坚持抗战的一个关键性任务。1940年4月,刘鼎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。百团大战后不久,彭德怀找刘鼎,谈到八路军在狙击敌人发起近距离冲锋时,常常遭到日军掷弹筒的轰击。

刘文石:彭德怀找我爸问:你有什么办法来制衡日军的掷弹筒?当时我爸就讲了,日军敌人有什么我们就要有什么。彭德怀特别高兴:对!敌人有什么我们就要有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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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刘鼎手绘稿

到1941年春天,掷弹筒与炮弹试制成功,射程可达700米,比日军的更有威力,经常打得敌人溃不成军。日军惊呼,八路军“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,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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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40年代军工部某厂在试射新迫击炮

刘文石:军工生产不亚于战场,自己的军工生产是毛主席手里的钥匙,打开了新中国的大门。当时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,敦促杜聿明投降。其中有一段说我们的土飞机土坦克比你们的飞机大炮还有威力,指的土飞机就是飞过去在空中爆炸,不得了的事儿,这是我爸的一大创造一大发明。

刘鼎是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,为我国兵器工业的创建和国防工业的建设,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,他被习仲勋誉为“兵工泰斗,统战功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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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兵工泰斗、统战功臣

刘文石:对我们子女来说,他就把自己融化在党的事业中,很多人说忘我怎么样,我说他无我。党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,根本不考虑个人的利益,任何情况都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,包括自己的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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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刘鼎全家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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